身着汉服的讲解员正在介绍《新编对相四言》

东方网记者傅文婧1月10日报道：500年前的小朋友如何通过看图学会认字？15世纪的中国启蒙教材长啥样？1月10日上午，“湮没的故事：图文识字课本的传奇”第五届教育影像展在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展厅开幕，展期10天。展览以世界上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极具代表性的图文对照蒙学课本——《新编对相四言》的发现为线索，对对相杂字类蒙学课本的出现和发展做了追溯。

《新编对相四言》

“蒙养之时，识字为先”，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秦时代，即出现了供儿童识文习字用的蒙学教材，如《史籀篇》《急就篇》等。到了南北朝、隋唐，识字教材分为了两路，一路是我们所熟知的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它们为官方所承认，编法雅驯，士大夫们推崇备至，千余年来影响最大、使用最广；一路则是主要流传于民间，汇聚百姓日常生活实用中所见所需字词，按类组织编撰而成的非正规识字读本，宋以降广为流行，统称“杂字”。

据介绍，这本《新编对相四言》比17世纪出现的由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编写的《世界图解》至少早了约二百年。《新编对相四言》等对相杂字教材，不同于“三百千”的“杂字”类蒙书，以平民子弟日常实用为目的，摒除空泛的说教，反映灵动的生活色彩，将识字、知识、职业生活融为一体，在传授与农工商有关的实用技艺过程中，成就了一种经数百年历史变迁、嵌入生活而独具特色的教育方式。

展览现场

展览现场呈现了全本的《新编对相四言》。这本著作无撰者姓名及出版年代，不少学者对其出版做出过考证,如张志公、商伟、唐晓云等。现藏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《新编对相四言》为1436年刻本，201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影印本。《新编对相四言》问世两百多年后，17世纪的欧洲发行了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编写的第一本幼儿插图读物《世界图解》。

《绘图日用杂字》内页

对相杂字的繁荣与流变，主要呈现从明清直至改革开放后日趋繁多，内容逐渐丰富。在展览现场能看到，清嘉庆年间，京都老二酉堂刊行，为旅蒙商人更好地同蒙古人民交往而编写的图文对照、满汉同文的识字教材《新出对相蒙古杂字》。1912年广记书局发行的《绘图中西日用杂字》，涉及涵盖天文、地理、花鸟鱼虫、生活百科，尤其后面英语部分，用汉字标注了音标发音。这种“洋泾浜”口诀的英语学习方式，也成为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教育见证。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后，为配合农村扫盲教育，全国编写了各类杂字教材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。如1957年辛安亭编写的《农村日用杂字》，1983年朱起编写的《新编绘图庄农杂字》等，贴近工农生活，契合了农村文化教育和生产事业的需求。

《魁本对相四言杂字》

金陵王氏勤有堂于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年刊行的《魁本对相四言杂字》，绘有一幅算盘图，图上画的是梁上二珠、梁下五珠的十档算盘，这是至今发现最早绘有算盘图的图书。在图文识字的读物中绘有算盘图，这说明算盘在明朝初期是民间通行的算具，而不是陌生的新事物。算盘图下面，还绘有操作数，也就是算筹，这说明算筹在明初社会上还存在，也就是说，当时仍处于珠算和筹算并行的时期。其实，研究艺术史和算学史的专家已注意到北宋末年张择端所绘《清明上河图》卷末的赵太丞家药铺柜台上的算盘，而在明朝初期算盘已经成为民间通行的算具。

算盘的图文物对照

对相杂字教材对后世教科书普遍采用插图的方式，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，图画识字的教学方式绵延流长地延续到了现代教育之中。促成该书引进出版的原上海书店出版社副社长唐晓云在致辞中表示，以小小的《新编对相四言》为例，早在500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就已能够编出领先世界的识字教材，包含先进的教育理念，通过图文对照的形式，让儿童吸取文化，既符合年龄特征，也符合心理特征。

展览现场

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教授表示，《新编对相四言》中的文字和图像所反映的物质文化不仅仅是在“被看”，其实也在“回视”着我们今天的解读者。因为对相四言、对相杂字所代表的“物”和背后的意义，其实也反映着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物的意义和功能，这些成为了我们历史的记忆、情感，以及生活意义的负荷物，也铭刻了时代和地域的印记，散发着迷人的历史的气息。